銀禧感言
文學院副院長 金聖華教授
中文大學翻譯系決定於一九九八學年開始出版《中大譯訊》，系主任陳善偉教授囑我寫一篇〈銀禧感言〉，由於我是系裏工作最久的成員，在翻譯系成立之初、甚至成立之前，已經開始教翻譯了，於是，忙中受命，執筆言感，也就顯得義不容辭了。
中大翻譯系成立於一九七二年，迄今已經二十六年，因此，我們早已在去年就慶祝銀禧紀念了。當時，本系舉辦了連串活動，包括與中國譯協、香港翻譯學會聯合主辨大型「翻譯教學研討會」，邀請翻譯、傳譯界資深學者專家主講「翻譯研究研討會」及「傳譯學術研討會」，我們更在十二月一口出版了《翻譯學報》。這份學報以翻譯研究為宗旨，以中、英雙語出版為形式，內容著重於翻譯理論、翻譯方法、翻譯評論、翻譯目錄、傳譯、書評及外文中譯等多種範疇。學報園地公開，然而審核標準卻十分嚴格。譯學領城中廿界級的頂尖人物如奈達 (Eugene Nida) ，紐馬克 (Peter Newmark) ，威爾斯 (Wolfram Wilss) 等均不吝賜稿，而中、港、台的知名學者亦紛紛惠稿，這種情況，的確使人振奮。我們可以說，這份在香港學界發刊的學報，無論在形式、內容、規模、學術性各方面．與國際翻譯界的任何刊物學報相較，都毫不遜色。
翻譯學的研究，近年來日趨勃興，這一大片廣袤千里的土地，正待有小人去發掘、開墾，而《翻譯學報》的產生，正是配合國際譯壇的發展，在中、英翻譯的領域中，開風氣之先。一方面．我們固然不該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需努力經營，繼續求進；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昧於大勢所趨而妄自菲薄。同事們孜孜矻矻、兢兢業業付出的精力與心血，絕不會白白浪費。
縱觀上述九七年舉辦的種種銀禧紀念活動，可說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今時今日，我們固然因為翻譯研究形勢大好而歡欣鼓舞，但是，驀然回首，卻發現二十多年的迢迢長途，竟然就這麼走過來了。十年人事幾番新，更別說漫長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追思往昔，翻譯系成立之初，究竟又是如何一番光景？
寂寞譯途豎里標
二十多年前，任何人只要略通中文，兼涉外語，就可以拾起筆頭，以譯者自居。翻譯也只是外文系中聊備一格的科目，可有可無，教的學的都不會對它認真看待。
一九七二年，香港中文大學率先成立了翻譯系，除副修課外，並開設若干選修科目，供各系同學修讀。成立之初，不論校內、校外，都有不少旁觀者紛紛投以詫異的眼光──翻譯系？翻譯也可以獨立設系？這可是史無前例、聞所未聞的創舉！翻譯系教什麼？學什麼？翻譯充其量只是一種技巧，怎可當作一門學問？這種種疑問，排山倒海而來，在崎嶇曲折的譯途上，又添設不少關卡險阻，但是翻譯系終於排除萬難、迎風而立。只不過當時的規模，實在小得可憐，系中的課程，全由原先任教於新亞、聯合及崇基學院英文系的教師──即新亞的孫述宇教授，聯合的姚柏春先生及崇基的我這三人小組，全力承擔。
翻譯系設立之初，在新亞落腳，而原先隸屬聯會及崇基的教師，也隨之轉為新亞成員。隨著中文大學新址落成，翻譯系辦公室遷至如今新亞書院人文館的所在地；而師資方面，也增添教師一名及助教一名。儘管如此，翻譯系仍然人手不足，資源短缺，即使學生人數逐漸增加，社會需求日趨殷切，系務的發展也並未獲得全力支持。一九七七年，大學面臨經濟緊縮，翻譯系小國寡民，立即首當其衝，併入了中文系．改稱翻譯組。
一九八四年，隨著時局大勢轉變，社會對雙語人材需求曰殷，大學當局有鑒及此，乃開辦兩年制翻譯文學碩士 ( 兼讀 ) 課程，翻譯系遂正式脫離中文系，恢復成為獨立學系。中大翻譯系又一次開創先河，成為中國海內外率先開辦翻譯研究院學部之學系。
研究院課程設置以來，每年報考的學生人數眾多，情況踴躍，這種現象，正好說明了翻譯課程的日趨重要。從七十年代初的慘淡經營，到八十年代中的漸入坦途，十多年來中大翻譯系自草創時期，至併入他系，再到收復失土，其間實在歷經了不少雨路風霜。在這一段漫長的旅途中，本港的其他大專院校，由於大勢所趨，也紛紛設立了翻譯學系或翻譯課程。原本寥落的征途，在不知不覺中增添了聲勢浩蕩的同道中人，而當年中大翻譯系在寂寞譯途上沿路豎立的里標，也終於發揮了應有的功能。
任重道遠植新苗
基於種種實際的原因，中大翻譯系雖創系最早，卻遲至一九九四年方才開設大學部主修課程；觀乎友校，如浸會、嶺南，如城大、理大，倒反而在這方面早著先鞭了。所幸主修課程設置以來，招生的情況十分理想，一連數年，本系不但成為文學院、且成為全校收生最理想的學系之一，新生的入學成績，傲視同儕，不啻為翻譯界注入一支生力軍，對此素質優良的新苗，翻譯系全體教師，豈能不悉心哉培、全力以赴 ?
然而翻譯系到底應該教什麼？學什麼？翻譯家是可以栽培而成的嗎？這就又回到當年創系之初的老話了。
歷來行外的人最喜歡問的問題，就是翻譯究竟可不可以教？可不可以學？甚至下少行內的老手，因為自己從未受過正規的翻譯訓練而能成名成家，也往往會質疑翻譯教學的重要性。其實，同樣的問題，大可以去問音樂系、藝術系或中、英文系。我們在大學所學的除了某一科系的基本知識與技巧之外，還有知識背後的精神、融會貫通的體系以及縱觀全局的眼界。翻譯系所要訓練的正如音樂、藝術或文學系一般，是翻譯工作者，既可以進行實際的翻譯活動，也可以從事理論的研究工作。
大學翻譯系訓練出來的不是只知搬字過紙的翻譯匠或鸚鵡學舌的傳譯員；也不是立即就能譯介名著、啟迪民智的翻譯大家，正如音樂系的畢業生未必成為音樂家，藝術系的未必成為藝術家一般。翻譯系培值的是一批又一批譯圃新苗，因此，園丁的態度必須是細心、踏實、全神貫注以及循循善誘的。
余光中先生在一九九七年本系舉辦的「翻譯教學研討會」上，曾經提出過翻譯教學的三德：「第一是有見解，第二是眼高，第三是手高。」前兩德，屬於學者；後一德則屬於作家。翻譯系的教師，即使未必三德俱備，也應以此為努力以赴的目標，於教研之中取得平衡，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保持協調。
近年來，全港學生在中英語文方面，程度如江河日下，不少教育界人士對此現象，都憂心忡忡，提高中英水平、促進雙語能力，乃成為刻不容緩的要務。翻譯系的設置，一向以提高中英雙語程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而在目前社會的需求下，翻譯教學界全體同仁在培植幼苗的工作上更顯得任重道遠了。
放眼未來展抱負
以往說到二十一世紀時，總覺得是個遙不可及的前景；如今，卻已經成為近在眼前的現實了。不到一年半，我們即將進入公元二千年的大時代，展望未來，翻譯系的發展又將如何？
早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就有種種臆測傳聞，說是香港回歸之後，政府或民間都會逐漸使用中文，翻譯人材的需求，也會相對減少。回歸一年以來，証明這種想法，未免杞人憂天。香港始終是個國際大都會，中、英雙語在社會上的地位，只有相依並重的趨勢，而沒有此盛彼衰的跡象。我們認為，香港人能精通中、英雙語， 也就是掌握了世上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的兩種語言，這情況，不啻擁有兩把打開知識寶庫的金鑰；假如再精通翻譯，則更能順利進入中、西文化的殿堂，窺其變化無窮的奧妙。因此，九七後的翻譯隊伍，不會凋零式微，只會日漸壯大。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科技越趨發達，機器翻譯是否可以全面取替人手？不錯，目前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世界各地的通訊快捷便利，天涯若比鄰，天下事搬演眼前，歷歷在目，但是兩國總統儘可千里對話，三地名醫儘可越洋會診，那對話會診的背後，異國歧語之間的溝通，又豈能不傳自達、不解自明？翻譯工作者的貢獻，雖隱而不顯，卻是無所不在，不可或缺的。
只要上帝創造的「巴別塔」一日不倒，人類的千百語種一日不統一，這世界上仍然會需要翻譯，二十一世紀如此，二十二世紀亦如此……。
香港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優，成為發展翻譯、尤其是發展中、英翻譯的理想地區。但願翻譯界的全體成員，不論是做翻譯、教翻譯、學翻譯或研究翻譯的朋友，都能把握良機，一展抱負，放眼二十一世紀，為譯學開拓嶄新的天地。
金聖華
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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