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的經驗與心得
林文月教授
從一九七三年到九六年之間的二十餘年之間，我曾翻譯了《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以及《伊勢物語》等四部日本平安時代 (749-1192) 很重要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源氏物語》，約成書於十一世紀初，不僅是日本人最驕傲的文學遺產，透過東西文化交流和翻譯介紹，今天已被公認為全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鉅著了。如果與西方文學的重要作家比較，《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寫成這部書的年代，大約早於但丁三百年、早於莎士比亞六百年，早於哥德八百年；若與我國相比，則約當北宋初期。那時候，我國雖然已有了六朝鬼神志怪的故事、唐文士的傳奇、和宋民間的話本，但都是短篇而且結構簡單的作品。《源氏物語》則是全書五十四帖 ( 相當於我國舊小說的「章」或「回」 ) 、文字多達百餘萬、敘事及於三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項文學貢獻！
翻譯《源氏物語》以及其他三本書，對我而言，其實是出於一種偶然的因緣。一九七一年，我參加日本筆會所主辦的國際筆會。當時大會規定所提出的論文需與地主國日本相關聯；所以我寫了一篇日文的論文貜曮赮〈與桐壺〉。〈長恨歌〉是白居易傳頌千古的名作，而〈桐壺〉則是《源氏物語》的第一帖。後來，我把那篇日文的論文改寫為中文，為了使中國讀者能掌握論文主旨，我不得不將大家熟悉的〈桐壺〉翻譯為中文，附錄於論文之後，一併在台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雜誌發表。豈料，讀音們對譯文的興趣超過論文，紛紛投書於編輯室，希望我能將全書譯出；對於主編的熱心規勸，我原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的，因為五十四帖、百餘萬字的鉅著，對於當時還在台大中文系任教的我而言，在時間上和精力上都是一大負擔，實在沒有信心做得完。不過，由於我天性比較認真，終於每月連載，未曾脫稿一期，共五年半、六十六期而譯完，並出版單行本。其後幾乎每隔二、三年，我就會再著手日本古典文學的譯註，作為我課後專注的工作，以至從台大退休以後的精神寄託之一種。
我為什麼如此著迷於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呢？理由之一是：在譯完《源氏物語》之後，很多人不能相信以一個不是專攻日本文學，而且只接受日本教育到小學五年級的人，如何能翻譯出這樣一本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文學作品呢？這樣的疑問不僅來自台灣的學界、日本的學界，甚至於在我旅行歐美訪問一些大學時，西方的日本學專家也頗有些懷疑的目光。我已經完成了那部百餘萬字的翻譯，是一件事實；但不斷地被質疑之後，連我自己的信心也有一些動搖了。一九八六年春季，從歐美的學術性訪問返回台灣，我把在倫敦買到的枕草子英譯本 Ivan Morris 的 The Pillow Book of Sei-Shonagon 、以及兩、三種日文的版本攤開在書桌上，於是再度開始了每月一期的譯文連載。我所以這樣做，是想要用事實證明給別人看，雖然只有小學五年級的日文根基，只要用心努力，也是可以翻譯其古典文學的。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向我自己證明，以回復信心。《枕草子》的分量不及《源氏物語》，大約只有其六分之一的字數，然而這本散文的作品沒有太多的情節故事，純以文筆風格取勝，譯文如何掌握這個特色？成了另一個新的挑戰和考驗。這本書，我也是在《中外文學》雜誌連載，共二十二期而完譯。
《枕草子》譯註完後，別人如何看待，不得而知，至少，自己覺得比較釋然，我給自己一個證明，只要非常認真努力，有些困難是可以克 復 的。不過，也由於兩本書的翻譯工作幾乎持續耗費了我十數年的時間，所以讀者們似乎期待著我下一本要翻譯什麼書？而我自己則又仿佛在休息一小段時間之後，如果不再去尋找一本書來作為持續工作的對象，也已經不甚自在了。何況，就中日兩國的文學現象而言，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學的注意，可謂十分周全。中國的重要文學作品被譯成日文的，自詩經而下，凡漢代、唐代、宋代、清代之詩、詞、曲、乃至於《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皆有一種以上的譯著，且其翻譯研究的時間由來已久。反觀國人看待日本文學就顯得冷漠多了。這可能與中國人自視甚高有關係。我們也許認為日本的文化只是中國的支流；日本文學合當亦如此，所以向來不屑於重視。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留學生滯留日本，後來除了錢稻孫選譯過《萬葉集》一部分和歌、周作人寫了一些有關日本的文化風俗方面的隨筆而外，似乎並沒有人真正用心去關心我們東鄰國的文學情況。戰住的台灣，經濟蓬勃，帶動文化現象，包括書店的興旺，各種文學創作、乃至翻譯作品也大量出版，雖然一時間也興起日本文學翻譯的熱潮；然多集中在近代、或現代作品，古典文學的翻譯寥寥無幾。這種「厚今薄古」的現象，令我覺得也許自己應該為台灣的、或者甚至為中國的文學界盡一點棉薄之力。
於是，我又接續翻譯了《和泉式部日記》和《伊勢物語》兩部書。
翻譯古典文學作品與現代文學作品，有許多類似甚至相同的問題，譬如不僅要交代其內容，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如何表達那個內容；易言之，文學的翻譯與相科學、或一般說明性的文字翻譯不同，不僅要譯出說什麼，而且還得譯出怎麼說才行。至於古典文學的翻譯，則除了以上二點之外，另有一些別的問題存在。現就我個人翻譯上述四部書的經驗，提出自已所遭遇到的問題、以及我如何對待這些問題的一些心得。
翻譯古典文學作品，往往首先曾遭遇到的是版本的問題。年代越久，版本越雜分歧。以自《源氏物語》等四書而言，都是千年以前的書，其版本自難有一定的面貌，而不同的版本所承傳，不但內容不同、文字有別，有時竟也有章段次序全不相類者。日本學界對此已是意見紛紛，而譯者在不同的版本間何適何從？實在十片令人困惑。在翻譯《源氏物語》之初，我原是借用台大總圖書館內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吉澤義則注釋本《源氏物語》。其後，在一次國際性學會中遇見日本東京大學的秋山虔教授，他是研究平安文學的專家。我向他請教今日所得見之中何者為最佳？秋山教授推薦了小學館的《日本古典文學全集》之中的《源氏物語》。的確，小學館這一套書的編輯委員，係由日本各大學的專家擔任，執筆譯著的也是專研的學者，故其表現嚴謹而負責，值得借鏡；同時此套全集中收所有重要的古典文學作品，所以方便利用。《源氏物語》以後的《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及《伊勢物語》，也都取小學館版為主要依據。不過，在翻譯之際，我總是會多採用另外的一、兩種版本做為比較參考之用。學者執譯筆往往謹慎有餘而稍嫌生硬，我便另外又準備文人的譯本以 學 對照之用。以《源氏物語》而言，我選擇了日本近世第一本現代語譯本與謝野晶子譯的《源氏物語》、谷崎潤一郎花費三十年心血三易其稿的《新新譯源氏物語》、以及在我執譯筆之後的丹地文子譯《源氏物語》等，三種文人之譯著。此外，我又準備了兩種英譯本 The Tales of Genji ，一為英人 Arthur Waley 所譯、一為美國學者 Edward G.. Seidensticker 所譯。英文譯筆有時能夠使我看到讀日文現化語譯文的盲點，亦甚有助益。換言之，我的書桌上恆常有六、七種不同的版本，妥譯一詞，或一行字，除了查清注解之外，還要比對多種文字才敢下筆。至於因版本有別而存在異文的情況，翻譯不像撰寫論文，或課堂上的講授，無法各說並存，需於其中選取一說，故凡有關異文等問題，只好在文後之註解中說明了。這種情形在譯《枕草子》時特別明顯。我案頭上的小學館版與角川書店版、新潮社版所依據的古文來源不同，所以有些章段不一致，而英譯者 Ivan Morris 的 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 所依據的版本也恰與小學館版不同。
版本的問題有了可以說明的依據原則後，接著便是面對語文本身的問題了。日文與中文的區別如何，大體言之，用拼音的「假名」書寫的日文，予人比較溫柔的感受，而方形單音的中文，每字有每字的特定含義，予人稍微剛硬的感覺；有人用樂器的效果比擬：認為日文像小提琴的演奏效果，其音傾向於連綿不絕；中文則有如鋼琴，其音傾向於孤絕簡勁。這可從同一首小夜曲而分別由小提琴和網琴演奏的效果想像。然則，如何用琴鍵演奏而表現近乎弦音的效果呢？首先，我以為要避開文言文才好。何以？因為文言文比白話文更為簡勁，也就是說更具有「鋼琴音效」；何況，翻譯之目的是希望有人閱讀，若以艱深之文言譯出，正違反其旨，日本人尚且以現代語譯出，我更沒有捨今求古的道理。為了彌補中、日文之間語文雰圍之先天性差別，我有時故意把句子拉長，使譯文能稍稍傳達一種稍帶纏綿的感覺。下面試舉實際例子：
一般做乳毋的人對自己從小撫養帶大的孩子總是有一種偏愛、總是覺得與眾不同的；何況這位乳母所撫養帶大的是源氏之君這樣稀世的人物呢！ ( 林譯《源氏物語》上冊，頁 63)
以中文而言，這樣的文章，句子太長，頗嫌拖泥帶水，決不能算是好的譯文；然而這種黏黏膩膩的感覺，正是我故意製造出來的效果；因為如此纏綿迂迴的氣氛，是平安朝閨秀作家紫式部的語言特色。此外，我又故意在文字間多使用「的」、「呀」、「嗎」、「啦」、「呢」等等語詞，以加重「小提琴音效」：
唉 ，以後對那一位不再心存懸想了。這等悲與恨，都已深烙在心上，忘也忘不丁 嘍 。那位三親王一向都是能言善道，怪不得人家要去攀高貴的人 哩 。 唉 ，羞死人啦。以後再也不敢到這兒來探望你們了。 ( 林譯《源氏物語》下冊，頁 1050)
此外，雖然原則上以白話文翻譯，但《源氏物言》為千年前之作品，我希望多少能傳達出一些典雅的趣味，所以採取了消極與積極兩方面的措施：消極方面，避免使用時尚的詞彙、尤其不用歐化的文法；積極方面，有時採用若干不甚艱難的文言文，故意使文、白並現，或者能令讀者感受一點古典的風味：
光源氏依依不捨地啼拉仰望道：「讓孩兒跟您去吧！」可是靈已經消失，只見月華皎潔。這情景不像是夢境，似乎亡父身影仍在甚麼地方呢。雲飄浮在天空，悠悠而過，夢境中不見亡父已有多時，正懷念掛慮之際，如今竟清淅拜見，雖係短暫的一瞥，卻歷歷仍似在眼前。 ( 林譯《源氏物語》上冊，頁 304)
以上，就文字氣氛之營造，舉例說明了我所設想以及解決的方法。不過，此四部書於散文之敘事外，又都有相當多的和歌出現。《源氏物言》全書之中共有 795 首，其他三書也往往呈現文、歌夾雜的現象；而和歌之織入散文間，正是平安文學典雅華麗的一種面貌。敘事部分的散文既然採用了白話文，然則和歌的翻譯當如何呢？這是我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首先，我參考了各種日本現代譯本，自最早的與謝野晶子譯本以降，幾乎大多數的譯者對和歌都保留原貌而另作註解。這可能意味著日本人不願輕易將古典的歌詩率爾迻譯為現代白話詩吧，而這也正是我的二種顧慮。如果將和歌翻譯成現代白話詩，則我上面所說對於散文氣氛的種種努力，將功虧一世而白費力氣了。我想，和歌在譯成中文時也應保留古典的風味才好；然而我並不想採取錢稻孫譯《萬葉集》那種套用五言絕句的形式，所謂和歌是由 5 ─ 7 ─ 5 ─ 7 ─ 7 的假名形成，其短小玲瓏的體裁，確實與我國古典詩的五絕最為近似。但我不希望讀者誤認為和歌就是五言絕句，所以依彷漢高帝〈大風歌〉的形式，採用三行，首、尾句押韻，同時中間各置一個「兮」字，以造成委婉纏綿的感覺。而於實際排印時，今每一行的首字各降低一格。這樣的安排，是想於典雅的雰圍之中，又使讀者察覺與傳統的古典詩同中有異，而達致異國情調的效果。下面試舉《源氏物語》及《枕草子》中我自己的中譯與豐子愷、周作人 ( 豐氏譯《源氏物語》、周氏譯《枕草子》皆早於我，然二書之出版均在我之後，故事先未克參考 ) 之譯詩，另附英譯以供比較：
雲 のうへもなみだにくるる秋の月
いかですむらんん淺茅生のやど
雲掩翳兮月朦朧，
清輝不及荒郊野，
獨有一人兮懷苦衷。
( 林譯《源氏物語》上冊，頁 10)
欲望宮牆月，啼多淚眼昏。
遙憶荒郊里，哪得見光明。
( 豐譯《源氏物語》上冊，頁 11)
Tears dim the moon, even here above the clouds,
Dim must be in that lodging among the reeds.
(Seidensticker: The Tale of Genji, Vol. 1, p.12)
もとめてもかかる 蓮 の 露 をおきて
憂 き 世 にまたは歸るものかは
(《枕草子》，四一菩堤寺という寺)
君雖求兮促儂歸，
蓮花上露猶泫，
何忍離斯兮俗世依。
( 林譯《枕草子》，頁 44-45)
好不容易求得的蓮花法露，
難道就此放下不想去霑益，
卻要回到濁世裏去嗎？
( 周譯《枕草子》，頁 45)
Though you bid me come,
How can I leave the dew-wet lotus leaves
And return to a world so full of grief ?
(Morris: The Pilliw Book of Sei-Shonagon, Vol. 1, p. 36)
除上述的語文考慮以外，翻譯外國的古典文學作品時必然會遭遇到文化差異的問題。以中國人讀我們自己的古籍尚且有一些風俗習慣、甚至思考方式的差別；而況，想讓今日的中國讀者去閱讀千年以前的日本文學！雖然日本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他們的文字裏至今仍保留著一些「漢字」，故人常云中日二國「同文同種」，實則日文裏的漢字常常與我們所了解的並不一樣。譬如「直衣」 ( 便服 ) 、「壺束裝」 ( 平安時代上流社會女士旅裝 ) 、「屯食」 ( 平安時代貴族宴饗之際，放置下人飲膳用器之几台 ) 、「妻戶」 ( 戶內可以兩面開啟之木門 ) 、「檳榔毛車」 ( 平安時代太上皇、天子、親王所乘用之牛車，車廂周圍以檳榔葉為裝飾者 ) 等等，都不是可以直接取其「漢字」，而且我國古文之中也不容易找到相當的詞彙。遇到此類問題，我便子得採用其「漢字」，而於文後加註說明。這一點倒是身為中文譯者「同文同種」的方便了；至少，我不必像英譯者 Ivan Morris 那樣，把「壺裝束」譯為稍為嫌拖泥帶水的 elegant traveling costume 。我翻譯的四部書都有很多註解，朋友往往笑說：「你的譯書，很像國文課本。」說實在的，我確實是以嚴肅的態度看待這些書的，因為在日本、乃至於世界學界都將此四書做為研究的對象了；在我翻譯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必須查書覓取答案，我將那些資料留下來，附錄於文後的註釋中，一般讀者也許略過，只讀譯文便達到欣賞目的；但也許有些讀者是為了研究日本文學、或中日比教文學研究之用，相信我那些附註可以對他們有相當大的助益的。
附註之中，原書所引用的古代文、史佔頗多的比例。因為這四書的作者都十分有才識，往往看似尋常的文字，實則其背後是與古籍有所牽連的。這種情況之下，便有賴譯文後的說明，將作者的苦心傳達於讀者；甚至彰顯文章的旨趣。此外，他們又每好引用更古的和歌，然而卻都只是引文中的一部分、或三、數字，譯文只得依原著而下筆，但若不在後附的註解中補足其所省略的部分，讀音恐怕無法了解其音義。再者，平安時代的上流社會知識份子都有廣泛的漢學知識，於散文或和歌之中援引中國的詩文典故，也成其流行嗜好，有些地方是十分明顯，只要依原著將其所引對象還原，讀者便能如了解：譬如《源氏物語》第一帖〈桐壺〉文中，作者將白居易〈長恨歌〉裏唐明皇與楊貴妃的生離死別的愛情誓言「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直接明白地穿插在之中，一般中國讀者一望可知其所出。但有許多地方卻引用比較冷僻的詩文，且又只是七言、或五言之中的三、四個字，我自己查資料還原時都甚費周章的，為之設註，便是想來十分需要了。附註的另一項重要者為雙關語使用處。所謂雙關語是利用同音異義，以達成巧吵趣味的修辭目的。我國六朝民歌便往往有例，如：「絲」─「思」、「蓮」─「憐」 ( 或「戀」 ) ，但必需在使用同一種語文之下，方能收此效果，換一種外國語言便盡失其旨，變得毫不相關，也毫無意義了。平安文學每常喜用雙關語，尤其在和歌的往返酬唱之際，更喜藉此以達成含蓄、深刻、或逗趣的效果，例如「海人」─「尼」 ( 均讀為 あま─ ama)、「 菊」─「聞」 ( 均讀為 きく ─ kiku) 、「松」─「待」 ( 均讀為 まつ─ matsu)。若 只是譯出其義，文章或和歌的巧吵趣味完全傳達不出來，十分遺憾，也只得藉註文聊為之彌補而已。遇此情況，常令我感歎譯事之困難與譯筆之侷限了！
註解設置的目的在於彌補譯文之不足，然而，註文也還是文字，有時候我覺得許多迂迴纏繞的說明也未必能使讀者了解，如果是一個具體的事物，或許圖畫之直接訴之於視覺，更能得到當下認識的效果。因此，《源氏物語》和《枕草子》的中譯本之中，我都附加了移自日文書籍的相關插圖，至於後譯的《和泉式部日記》及《伊勢物語》二書，則於逐月連載時，我自己參考日本書籍中的圖畫，用鉛筆繪製一些相關的插圖，譬如「直衣」、「妻戶」等等特殊的名詞，讀者參看文後之附註，再看附圖，大概可以有更清楚具體的認識吧。我認為插圖乃是註解的延伸，其目的在於幫助讀者了解譯文之不足。
閱讀外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需要對其歷史文化背景有一種基本認識才好，但這些既非譯文或附註所能擔當，因之，在一本書出版之前，我總會利用序跋，予以概要的介紹，其目的無非是想助益讀者罷了。究竟翻譯之目的為何？答案因人而異，可能有多種。對我個人而言，只是想把自己閱讀過而受感動、或覺得有價值的書譯出來，使不諳原著文字的人也能分享我的感動和樂趣。在過去二十餘年間，我翻譯了上述四部書，在執譯筆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問題和困難，我經常設身處境揣測作者的文心，同時也考慮到讀者的意會；我並沒有受過正式的翻譯訓練，只是在自己既有的兩種語文能力上盡力而為，摸索出一些自以為是的辦法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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