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 11 - March 2001

文學翻譯的傳統經驗與理論創新

基於現代漢語語法資訊詞典的標注語料庫

本系消息

文學翻譯的傳統經驗與理論創新

許鈞

中國文學翻譯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時期，較為系統地譯介外國文學則是近一個世紀的事。在這一個世紀中，一代又一代的譯家奉獻了大量優秀的文學翻譯作品，為吸取外國文學養分，促進我國文學的發展，增進中外文學、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拿季羨林先生的話說，「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在長期的文學翻譯活動中，眾多譯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就譯事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對翻譯活動，文學翻譯的特殊本質，文學與文化的關係等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近 20 餘年來，我國翻譯界日益重視對這些寶貴經驗和獨特見解的整理和思考，一些譯家和翻譯研究、教學工作者還對文學翻譯進行了理論探討，出現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王佐良的《論詩的翻譯》、許淵沖的《翻譯的藝術》、張今的《文學翻譯原理》和申丹的《小說文體學和小說翻譯》等，為我們研究文學翻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在這一基礎上，我們能通過學習比較前輩優秀的譯作，對他們留下的寶貴的翻譯經驗進行分類、整理、歸納、分析和研究，借助文藝學、語言學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對文學翻譯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問題進行歷時和共時的分析比較，進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學的描述和闡釋，對我們認識文學翻譯的本質，把握、處理好翻譯中面臨的各種關係，採取各種可資借鑒的手段，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好翻譯中的基本問題，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價值，同時對中國文學翻譯理論的系統、科學研究，可以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正是基於以上的考慮，在《譯林》雜誌編輯部的支持下，我們從 1998 年開始，《譯林》雜誌上開闢了專欄，就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的一些基本問題，有針對性地與國內譯壇的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譯家，通過對談的方式進行探討，讓各位翻譯家結合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暢談各自對文學翻譯的獨到見解和體會。三年來，我們有機會得到了數十位國內有影響的老一輩翻譯家的支持，搜集到了許多珍貴的鮮活的文學翻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在對談交流的基礎上，對翻譯家們的翻譯經驗、體會進行了梳理。一些老翻譯家認為，通過對談和交流，特別是通過思考我們在對談中提出的問題，他們對自己的翻譯實踐進行了反思與總結，在理論上有了新的認識與提高。可以說，對談與梳理的過程，也是一個從經驗體會向理論思考發展，傳統的翻譯思考不斷得到豐富與創新的理論昇華過程。

對我們來說，每一次對談，都是向老一輩翻譯家瞭解、學習和研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或當面向老一輩翻譯家請教，或通過一次次電話，進行步步深入的探討，或通過通信，以筆談的形式，對翻譯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與探索。每次交談前，我們都要通過各種途徑，盡可能全面地瞭解有關翻譯家的翻譯與翻譯研究情況，搜集有關的資料，如翻譯界對他們的翻譯的評論，他們對翻譯的體會與思考以及翻譯理論界對他們的研究等等，通過認真的學習和研究，針對每一個人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提出供他們進一步思考的具體問題。無論是面談，還是筆談，我們都緊緊圍繞著這些問題，步步深入。可以說，最後展現在翻譯界同行和廣大讀者的談話錄，是一次次交流與深入思考的結果。像蕭幹先生，他是在醫院中與我們進行交流與筆談的。針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他於 1998 年 1 月 8 日、 2 月 1 日和 3 月 12 日，先後三次在醫院給我來信，談他對翻譯的看法。據他夫人文潔若說，當時，他因患心肌梗塞住院治療，病情十分嚴重。但對翻譯問題的探索，蕭老先生非常重視，在病床上先後寫了六頁文字，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他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珍貴的文學翻譯研究資料，更是一筆無價的精神遺產。又如葉君健先生，他是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翻譯家，他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伴隨著新中國一代又一代少年兒童的成長。作家陳丹燕曾將此書比喻為「我的聖經」。我與葉君健先生有過兩次很長的對話，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一次是在中國作家協會祖織的全國文學翻譯座談會後不久，確切的時間是在 1996 年 11 月 3 日下午，談話後我寫過一篇很長的日記。當時只知道葉君健先生身體不是很好，但從電話裏聽先生的聲音很有勁，心想一定沒有大礙。後來我聽說先生患了絕症，住進了醫院，心裏一直掛念著他，也一直希望有機會就童話的翻譯問題向先生請教。轉眼到了 1998 年農曆正月初六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打電話給先生拜年，順便在提幾個有關翻譯的問題。電話是葉君健先生夫人接的，他得知我的意思後，說葉先生病得很重，連尾骨都碎了，躺在床上。我不忍心打擾他，急忙請夫人轉達我對先生的問候，正想掛下電話，不料從電話那邊傳來葉老先生微弱的聲音，問是誰打來的電話。當他得知是我去的電話，並想談談翻譯問題時，葉先生欣然接過電話，與我談了起來。他那平靜的聲音，充滿智慧的話語和富有啟迪的翻譯經驗談，尤其是他對年輕的翻譯工作者的殷切希望，永遠地銘刻了在我的心間。後來，蕭幹先生走了，葉君健先生走了，趙瑞蕻先生也走了，他們的離去，是中國翻譯界、文化界的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但我感到一絲欣慰的是，在他們走之前，我有機會向他們請教了有關翻譯的一些基本問題，留下了他們對翻譯的精闢見解與珍貴的經驗。

三年來，我們選擇了 20 位翻譯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們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涉及的語種有英語、俄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日語。在他們中間，有蜚聲中外的文化大師，有獨樹一幟的語言學家，有成就卓著的詩歌翻譯家，有文學研究成果累累的學者，有的長期擔任翻譯出版工作的領導，有的畢生從事文學翻譯的編輯工作，有的對翻譯有著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有的本身就是作家、詩人。在向這些著作翻譯家請教時，我們充分考慮到他們的特點，從 各個角度對翻譯，特別是對文學翻譯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進行探討。我們認為，文學翻譯，有其特殊性。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澱。文學翻譯既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活動，也是一種藝術再創造活動，同時也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在這種複雜的活動中，無論哪個譯家，都必然會遇到與上述三個活動過程相關的客觀問題。不同的譯家，雖然對文學翻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無法迴避文學翻譯的語言、藝術審美以及文學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方面所面對的基本問題，諸如如何對待原作，是「忠實」還是「再創造」？是致力於原作的文字形式轉換的對等，還是尋求藝術效果傳達的近似？是「異化」還是「歸化」？翻譯家如何處理協調作者風格與譯者風格的關係？如何發揮翻譯主體的作用並保持客觀性？如何認識文學翻譯的目的、功能和藝術本質？如何衡量、評價一部譯作的成功與否？對這些具有共性的基本問題，老一輩的翻譯家們，在他們長期的翻譯實踐中，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思考。尤其對文學翻譯中所遇到的障礙和困難，他們都有著深切的體會，並積累了許多經驗，在文字、文學、文化等各個不同層次探索過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與手段。無論是他的理論思考，還是翻譯方法或技巧，對我們年輕的翻譯工作者，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啟迪與指導意義。根據交流的情況，我們結合譯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將老一輩翻譯家的有關思考與見解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他們寶貴的翻譯經驗進行了分類、分析、歸納和研究，從翻譯的作用、對翻譯選擇的影響因素、翻譯的標準和原則、翻譯的過程、翻譯的再創造性、翻譯的主體性、風格的再現、形象思維與形象再現、內容與形式、神似與形似、翻譯批評等十個方面，對老一輩翻譯家的翻譯經驗進行了與理論總結，並把我們的談話結成了集子，定名《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將由南京的譯林出版社出版，這裏不擬詳加介紹，僅想結合老一輩翻譯家在談話中所探討的有關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是翻譯的「忠實性」問題，這可以說是翻譯的根本問題。法國著名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愛德蒙• 加裏說過，翻譯的「忠實性」問題，像一條主線，貫穿了數千年的翻譯史，有關翻譯的種種論爭，都是從「忠實性」而起。在中國，情況也大抵如此。是「形似」，還是「神似」，「直譯」還是「意譯」，這些論爭，實際上都跟「忠實」這個問題有瓜葛。忠實，涉及多個層面的問題。在與老一輩翻譯家的探討中，我發現任何一個翻譯家，在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翻譯的忠實性問題。應該看到，翻譯家們對翻譯應以「忠實」為原則，並沒有甚麼分歧。從支謙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到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再到嚴復的「信達雅」，有分歧的只是對「忠實」的理解。忠實於什麼？如何才叫忠實？對這些問題，翻譯家們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理解基礎上，也有各人不同的實踐。我想，翻譯作為一項文化交流活動，「求真」是根本，而「忠實」是「求真」所要求的。我們探討忠實性問題，有哲學層面上的，也有文學理論層面上的，更有實踐技巧層面上的。對「忠實性」問題任何一個層面上的探討，都是有益的。三年來，老一輩翻譯家們從各自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其中許多見解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談話中，對翻譯的創造問題多有涉及。翻譯的創造是多方面的，就其廣義而言，從思到言的過程，就是翻譯。狹義的翻譯，至少也有三類：符際翻譯，語際翻譯和語內翻譯。無論是從思到言的廣義翻譯，還是符際、語際和語內之間的轉換，都涉及到語言的運用，而語言的運用，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具體到文學翻譯，它涉及到文字、文學和文化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翻譯一部文學作品，文字的轉換需要有創造力，文學性的體現需要有創造力，文化的傳達和移植也需要有創造力。但這種創造是有限度的。所謂的限度，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不同文字、文學和文化的差異，給翻譯造成了種種障礙，因此，翻譯不是萬能的，其自身在著局限。二是翻譯以傳達與交流為目的，原著為譯者的理解與再創作提供的空間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換句話說，翻譯不能離開原著，不能脫離原著所提供的空間，拿義大利符號學家艾柯的話說，翻譯不能作「過度詮釋」。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讀一讀艾柯的《詮釋與過度詮釋》，面談的許多問題有助於提高我們對翻譯再創作的「度」的理解和認識。關於翻譯與創作的關係問題，羅新璋先生寫過一篇《釋「譯作」》，非常精彩。他對「譯」與「作」的關係作了辯證的論述，提倡「譯而作」：美需要創造，譯作之美需要翻譯家去進行藝術創造。但他指出：「不過，這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創造。譯者的創作，不同於作家的創作，是一種二度創作。不是拜倒在原作前，無所作為，也不是甩開原作，隨意揮灑，而是在兩種語言交彙的有限空間裏自由馳騁。」

關於翻譯的局限問題，老一輩翻譯家多次談到。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覺得，正是因世界上有不同的語言，造成了交流的障礙，才需要翻譯。因此，翻譯要做的，首先是要克服語言的差異。但是，語言中有文化的沉澱，對語言之中所沉澱的異的文化，又需要我們在翻譯中盡可能地表現出來。這實際上，是一個悖論：翻譯既要克服差異，又要表現差異。前不久讀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的一部書，是以德國漢學家顧彬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為基礎上整理成冊的，叫《關於「異」的研究》。我讀後深受啟發。人類的文化交流以「同」為基礎，以吸收「異」為目的。共同的東西，無所謂交流，而「異」的東西的存在，才有交流的必要。做文學翻譯，我們要透過異語，抓住異語所表現的不同價值，包括文學的，文化的，盡可能傳達出來。從語言學上講，我們翻譯一部文學作品，要注意區分語言與言語的關係。語言的差異，當然是要克服的，但言語的差異，則要盡可能去表現。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的創作個性，其中之一，就是對語言的藝術運用，這種運用，就是個人的，屬於個人的言語創造範疇。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中的長句，就不同於法語語法意義上的長句，普魯斯特充分利用的法語的句法，借用連綿、並列或交錯的大容量句法結構，以表達複雜、連綿、細膩的意識流動過程，將句法結構手段與意識流動的特徵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對這種個性化的創造，雖然翻譯起來很困難，但作為譯者，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應該盡可能設法去表現。正如你所說的，翻譯的障礙，往往是譯者一顯身手的好時機，翻譯的創造性，往往是在限制之中體現出來的。

翻譯的風格問題，是老一輩翻譯家十分關心的。也是他們認為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最難解決的問題。通過與他們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在以下幾點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法國著名作家福樓拜說過：「風格就是生命。這是思想的血液。」翻譯文學作品，自然不能忽視原作的風格。因此，首先一條，就是原作風格必須加以再現。其次，我認為風格也可以再現的，雖然有一定難度。再次是不能否認譯者風格的客觀存在。如傅雷，他的譯文風格就十分明顯，尤其是譯文的文字風格，不可能不打上譯者個性的標記。對一個翻譯家來說，能充分調遣譯入語的表現手段，去再現原作的風格，自然是值得鼓勵的，因為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在翻譯中，如果僅僅從形式上去模仿原作的結構、遣詞造句手段，有時會陷入被動的境地，不僅沒有再現原作的風格，反而喪失了原作的生命。從語言角度看，形式的模仿不是目的所在，關鍵是要透過原作語言形式，把握形式所蘊涵的價值和風格，用譯入語相應的手段，去加以再現。因此，識別原著的風格特徵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是基礎。比如譯杜拉斯的作品，她的文字經常會出現一種斷裂，故意留下空間，句式上，喜愛用短句，辭彙選擇上，避免運用那些太舊太沒有意的字眼，她寫的《情人》如此，《中國北方的情人》也如此。好的譯者，自然應該想方設法把這些風格表現得十分充分。著名作家趙玫說王先生不僅翻譯了杜拉斯的短句子，還翻譯了杜拉斯的靈魂，總覺得王先生是和杜拉斯「共同著生命」 ( 見趙玫〈怎樣擁有杜拉斯〉，《出版廣角》 2000 年第 5 期第 53 頁 ) 。王道幹先生的成功，我想是譯者與原作風格達到和諧境界的一個證明。傅雷是位偉大的翻譯家，他也主張選擇他喜歡的作家來翻譯，他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成功再現了羅曼•羅蘭的風格。再現原作風格，應該成為翻譯家的自覺追求。有沒有這個追求，結會大不一樣。

至於譯者的個人風格在翻譯中如何發揮積極作用，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譯者的風格不應與原文風格發生衝突，而應追求與原文風格的和諧。

持續了三年的漫談和交流，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不斷學習、探討與研究的過程。除了對上述集中探討的主要問題發表的各種見解之外，老一輩翻譯家們以他們寬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思想，還對翻譯和與翻譯相關的許多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如陳原先生對語言與翻譯的關係的探討，對翻譯可能性的分析，對語言互釋關係的闡發；林一安先生對拉美文學翻譯與研究的獨到見解等，無論對我們的翻譯研究，還是對我們翻譯實踐，都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我們相信，他們給我們留下的這一筆財富必將會為我國的翻譯事業，為中外的文學、文化交流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