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letin Issue 14 -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Issue 14 - December 2001

本系消息
＊	二零零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及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高行健博士於十一月三十日來訪本系並以「高行健博士談翻譯」為題與本系師生交流經驗。
＊	第四屆翻譯盃已於十月十三日完滿結束。本屆邀得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英文系及現代語言及文化系參加籃球邀請賽，比賽場面熱鬧。結果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奪得冠軍。
＊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對外語言文化學院院長及華人文化研究所長金戈教授於十二月一日訪問本系，探討合作教學事宜。
＊	澳門理工學院訪問團由該校副校長 Dr. Eric Chao 率領，於十二月十三日訪問本系，交流教授心得。

研究動態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yberculture Research in Hong Kong

Co-investigator: Professor Chan Sin-wai

As Heidegger pointed out, physics is indeed poeisis in the highest sense. Cultural theorization on modern technology (including of cour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erefore,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especially when Hong Kong is now aspiring to become a ìknowledge societyî in the near future. It should be readily recognized, that any attempt at catching-on whith digital technology, be it commercially driven or educationally oriented, should root itself firmly within the arena of its cultural imaginary and creative potentiality.

This research project responds rigorously to the obvious lack of attention given to the cultural part of the emergence of cyberontology, and proposes to face it head-on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 study of cyberculture in Hong Kong. It is a pioneer effort to systematically collect relevant data, to render translated texts for school students, to linguistically analyze cyberdiscourse, to collate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cyber-related hybrid words, and to critically research on how best cyberculture as a whole can be introduced and promot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well as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a careful design of curricula.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 organized to consolidate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findings from the various projects proposed herein.

This project is being supported by the RGC Earmarked Grant for a fund of HK$1,045,000 in 2001-2003.

A Curricular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Courses in Hong Kong Tertiary Institution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rofessr Li Defeng

Technical and business translation accounts for by far the biggerst proportion of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world today. In sheer volume and financial worth, technical and business translation far exceeds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In Hong Kong,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ST) courses, such as commercial translation, governement document transl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ore courses in all the six translation departments/programmes in Hong Kong tertiary institutions. However, despite their recognized importance among universities, staff and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made on the part of the universities to put out sound courses, students have generally felt under-prepared upon graduation regarding translation in general and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ossible reasons is in order. It is therefore the intent of this study to mak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ST course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tial 'what' and 'how' of ST courses, suggestions will be made on how to improve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ologies in line with educational curricular theories and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 primary modes of data collection include (1) questionaire surveys of instructors of ST courses,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who are recent graduates of local translation programmes, employers of translation graduates and users of translation services; (2) follow-up interviews with a selection of them; (3) and on-site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is reserach project is being supported by the RGC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 for a fund of HK$501,000 in 2001-2003.

張柏然教授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王澤森 ─ 新法書院語文教育訪問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本年度王澤森 ─ 新法書院語文教育訪問教授由南京大學張柏然教授出任。張柏然教授一九四三年出生於江蘇武進，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英國語言文學專業，現為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京大學雙語詞典研究中心主任，他同時還兼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辭書學會常務理事兼雙語詞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江蘇省翻譯系列高級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東交通大學客座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會員、中國外語核心刊物《外語與外語教學》顧問、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類核心刊物《辭書研究》顧問、《當代國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庫》專家委員會委員。張教授長期以來從事翻譯理論、雙語詞典學、語料庫詞典學的研究。譯著有《人生的枷鎖》（或中國外國文學優秀圖書二等獎）、《翻譯本體論的斷想》（選入《中國教育大驚點》）、《雙語詞典（編纂）芻編》（選入《中國語言學年鑒》）、《語言資料庫與雙語詞典編纂》、《當代翻譯美學的反思》、《翻譯學的建設──傳統的定位與選擇》、《譯學論集》（與許鈞合編）、《英語外來語詞典》、《實用大學英語用法詞典》等。張教授現在正從事國家級科研項目《綜合英漢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同時還主持《新概念漢英大詞典》編寫、以及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英漢語言資料庫（CONULEXID）的建設及雙語詞典編纂軟件的研製工作。

高行健博士談翻譯
( 錄音整理 )

200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01-2002 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
高行健博士

我是翻譯出身，雖然我沒想到會從事這個職業。 1957 年，我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才知道主要是培養翻譯的，一度想退學，結果就有人來找我談話，警告我：「如果你要退學的話，你就不要想再進任何大學了。」大家知道那個時候，退學是不現實的。後來呢，主要是做翻譯，最後出來工作也是沒有別的選擇，做翻譯，一個是要把官方宣傳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文章翻譯成法文，這是一種的翻譯。因為我這個工作不是真正的文學翻譯，另外還有很多日常事務的翻譯，所以可以說我是道道地地的做翻譯。我要講的當然不是這種翻譯，現在要講的是文學翻譯。

文學翻譯後來我也做，還是偷偷地做。因為，雖然我沒有真正翻過什麼文學作品，但是為了我個人的一種對語言的興趣，所以我翻尤內斯庫的《禿頭歌女》，法語就是很古怪的，要找中文來貼切地表達，我得發明一種漢語。法國還有 Jacques Pr é vert ，他的語言非常口語，還是一個玩語言的好手，他又把英語用到法語裏去，你如果找不到一個漢語來把它對譯出來的話，簡直是無法翻的。不過我專找無法翻的東西來翻，而且當時都是偷偷地翻，也不可以出版，只是為了我自己在語言上的一點興趣，從中得到各種經驗。當然最後這些書都出版了。然後到我自己的作品翻成法文，我跟我的譯者 Dutrait 教授一起合作，他譯完了以後每次都是我重新再看，看一遍兩遍，再提出我的意見來。然後一直到最後我又有另外一個經驗，就是我乾脆用法文寫作。法文寫作並不是從中文開始，而是用法文寫。因為我發現，每一種語言要好的話，你只能處在這個語言的環境中去寫作，不可能是腦子裏先翻譯一遍然後再寫。下面我就要談到這個問題，就是兩種語言的關係問題，特別是中文和西方語言的巨大差距。

實際上，我覺得翻譯是一個創造。我先說這種經驗我都有過，然後我自己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用法文直接寫好的東西，最後我還要變成中文，怎麼辦？我自己要譯成中文，我看也譯不了。翻譯所遇到的種種問題，語言的轉換問題，從中文變成法文，從法文變成中文，已經有中文的重寫成法文，已經有法文的又重寫中文，或者，我的中文的東西翻成了法文，我自己再來看這個法文……可以說，翻譯的經驗我大概都觸及到了，因此我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來談一下。

做一個好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作一個作家比較容易。如果說做一個好的文學翻譯，我覺得更難。我經常說，一個作家翻譯或者改寫自己的作品，比作家寫做要困難。比如，我要寫一個中文本，再寫一個法文本，這要比翻譯要容易。為什麼？因為我自己另寫一個版本，難以表達的地方我可以改，可以改寫。可是一個翻譯沒權力改寫，翻譯只能說要忠實，恐怕忠實還是一個前提。因為它不能說是隨便改寫一個原文，除非你叫它改寫。翻譯要在原文所給的限定下，變出一個好的譯文，是非常難的。所以我說，做翻譯是很難的事情，比做作家要難，做一個好的翻譯的話，更難。翻譯工作本身是一個有限定條件下的創造。這是從好的翻譯來講。這裏頭就提出了什麼是做一個好翻譯的條件。我想兩種語言都要非常好。但是做翻譯的，通常是學外文的人，漢語不怎麼好，當然都是能夠說漢語，但是功底不怎麼好。學文學的人，又學一點外語，這個外語也是半吊子，即不怎麼精通。所以兩方面都要非常非常精通的，要能用兩種語言寫作，這是一個做好翻譯的條件，他不是只能用一種語言寫作，他要能用兩種語言寫作。好的文學作品翻譯是很難做到的。實際上，人可以當一個作家，但是不見得當得了一個好的翻譯。一個好的翻譯，他起碼具備了作家用兩種語言寫作的條件。我認為它難就難在這裏。這是第一點難處。

第二點難處是好的翻譯實際上是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創造。怎麼在兩種語言之間？不管是哪一種語言，有的語言相似，比如說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跟法語，或者英語跟德語，有的語種比如說可能跟弗拉芒語比較接近一點。但是哪怕是相當接近的語種，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並不是字對字、詞對詞的對譯問題，而是有一個重寫的問題。這個重寫要遵照這種語言的習慣，而且要有這麼好的語感，而不僅就是語法正確，這是很難的事情。做這樣的翻譯，實際上是用另一種語言，創造性地把那種語言納入另一個語言規範裏去，又要非常遵守第一起碼是語法，第二就是要找到語感，而又要把另一種語言套進去，特別是越是生動的越是口語的越困難。當然科技的比較容易，因為那就是一些語言以及一些概念的對譯，可是要做文學翻譯，特別是戲劇，恐怕是最難的。因為戲劇是文學的，又是非常口語的。台詞看似很簡單，但是翻譯戲劇，要在另一種語言演，還要在舞台上把這個語感都傳達出來，是非常難的。因此這是一個創造。在中文的翻譯裏頭，可以說遇到了很多的問題。我也寫過這樣一篇文章說這至今還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它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很具體的一個翻譯中的問題。

中文譯外文，通常遇到一個從五四以來語言的歐化問題。漢語歐化，就是因為漢語本身沒有一個語法，而把西方的句式生搬硬套地套進來。現今所有的漢語語法規範，是學了西方語言的語言學家、語法學家用西方語言形態解釋漢語，給漢語找一個規範，因此在我們所看到的漢語的語法規範，引了歐洲的語法概念，有解釋得好一點的，有解釋得生硬的。當然語言學和語法學界爭論很大，特別是申小龍提出一些看法，我很贊同他。他認為直接用西方語法來套漢語是不合適的，因為西方語言的一些基本的語法概念，在漢語中都不存在。比如詞性，一個詞是動詞，是名詞，是副詞，還是形容詞，在漢語裏頭沒有區別，就是一個字。「綠」可以「綠的」，也可以「綠了」，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是動詞，詞形沒有變化，但在西方語言裏立刻可以看出是動詞還是名詞；句式，是西方語言的基本形態，是直陳式，還是條件式；還有時態，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任何一個句子都必須要具體化，這些在漢語中都不存在。所以用西方語言來解釋漢語的時候，就可能導致把漢語歐化。五四以來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會一種西方語言，所以我們現今所用的漢語即所謂的現代漢語，本身就已經是幾代作家的創造，有的消化得好，有的消化得不好，又加上漢語本身沒有一個嚴格的語法規範，因此可以說現在我們去拿一個現代漢語的作品來看的話，怎麼說都行，似乎也怎麼寫都行。拿西方語法可以發現它有語病，可是拿古漢語的解文說字的這種語感就不會認為有語病。解文說字也不是一種語法，但裏頭包含了一些語言結構，因此漢語至今如何解釋，還是語言學上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凡是生活在這個語言環境中的人，自然知道漢語說得好還是說得不好，所以語感自然就會有，怎麼從理論上語法上來把它規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又由於漢語還有一種靈活性，在漢語翻譯上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很難說給它定下了這是規範的，那是不規範的，只能說這是一個語感、一個趣味，跟個人感覺是很有關係的。當然又潛在有一個標準，就是到底這個中文好不好，雖然找不出一個成文的東西來規範它，但是還是可以感覺到，這是不是好的漢語。翻譯對中國的白話文貢獻很大，我認為這貢獻絕不下於作家。從五四以來的時候，很多作家本身又做翻譯，像郭沫若和魯迅等都做翻譯。他們這些五四以來第一輩的作家都受過西方文學的影響，都會一種外語或是兩種外語，都多少做過翻譯。因此現今我們所用的漢語，已經跟古漢語有很大的區別了，它除了有口語的成分，像胡適先生所主張的要用口語，用《紅樓夢》的語言來造一種現代白話文，同時還吸收很多西方語言。所以，翻譯對現代漢語的貢獻是很大的，是一個創造。這裏頭沒有一個明確的是非標準，只能說有一個品位，你覺得它是好或者不好，但是兩種語言好的人都會找到一個衡量的標準，所以翻譯工作是一個創造，而且我認為這個創造在現代漢語裏頭並沒有結束，還在繼續。所以我在自己的中文寫作裏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就是翻譯工作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小時候對古代漢語很感興趣，上了大學之後別人都覺得很奇怪，他們每天早上都在背外語的單詞，而我在那兒背韓愈的古文，背《古文觀止》，一兩天就背一篇，因為我發現有的譯文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兩種語言的訓練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翻譯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現代漢語，這個過程並沒有結束，特別是現在西方語言的新觀念，西方的現代文學引入到中國以後。比如說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你怎麼翻呢？我們可以看兩個譯本，一個是蕭乾的譯本，他是一個作家，所以譯本比較看得下去。金隄的譯本就是硬譯，那就無法讀。同樣的道理，在德文著作裏頭我看過托馬斯‧曼的《魔山》，譯本就沒法讀。但是我又看過好一點的中譯本，非常好。我沒法區分德文到底怎麼樣，只看過法文的，非常好讀，非常流暢。因此一個作家，能不能在另一種語言中活下來，翻譯極為關鍵。契訶夫在中國活得非常好，這麼有影響，因為汝龍的譯文太漂亮了，把那個語感傳達得非常之好，否則契訶夫在中國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巴爾扎克在中國影響大，也因為有傅雷的翻譯。所以翻譯家是在豐富現代漢語，參與創造，他的貢獻絕不下於作家。在座各位將來不管是不是終生從事這個職業，要意識到翻譯有這麼大的影響。

漢語仍然在發展在形成，它不是固定的。隨著現代人的表述方式的變化，我以為古漢語是不夠用的。比如說老舍發明了一種漢語 ─ 北京話。北京話原來是在口頭上說的，老舍把它變成一個文學語言。在老舍之前，北京話在文字上是不存在的，可能就是鼓書鼓詞裏面有一點兒。把它變成文學語言是老舍的貢獻，他豐富了現代漢語。我想廣東話也一樣，我跟很多搞戲劇的朋友甚至作家說，你為什麼不可以用廣東話寫作？如果有一個好的作家，一個極有貢獻的作家，他把廣東話變成文學語言，這是一個莫大的貢獻。如果方言寫作確實出現一個好作家的話，它就不只是一個鄉土語言，它會變成一個文學語言，像老舍。我就企圖要發明一種口語，翻譯法國一個詩人 Jacques Pr é vert ，但是已有的漢語口語裏不存在這樣的口語。在中國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西方現代詩》，就收集了十幾首我翻譯的詩。我要把它變成口語，甚至企圖用兒歌的口語來做。這個努力在我的《靈山》裏有體現。我想要找一個非常符合漢語，但又不是漢語的習慣的說法。我認為這裏頭天地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有趣味，實際上是語言的創造。現在如果回過頭去讀魯迅，或者讀林琴南，你就會發現一些很古怪的漢語，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林琴南的半文半白的漢語，魯迅有些很古怪的句子，有的到後來我們就吸收了。但有的，我認為是錯誤的，我不贊同的做法，比方說漢語現在把副詞形態直接變成一個詞的形態，我就不贊成。你比方說現在教「什麼地」，像「慢慢地」，「慢慢地吃」，「幹嗎需要「地」？甚至說，「你急匆匆地跑了」，「急匆匆」，「跑得急匆匆」，或者「撒丫子顛兒了」，北京話，「撒開腿就跑」，對吧。它那個詞組就起了一個副詞的作用。不要「地」，我認為這個「地」是對漢語的破壞，把漢語的美感都破壞了。而且可不要的「的」也去掉，「紅花」，不要說「紅的花」，因為「的」又起一個定語的作用。如「張三的書」，「李四的書」，它是一個定語，形容詞的形態，所以這裏頭都值得研究。語法上，其實漢語有很多值得研究。這一點，作家往往不意識，因為作家不是在兩種語言參照中工作，翻譯立刻遇到這個問題。如果翻譯來做，會把問題提得更尖銳，而且他們的貢獻會更大，我希望大家都來做這個工作。謝謝大家。

北京行

陳善偉

我為了「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的開辦事宜，在十一月下旬前往北京進行考察和聯絡的工作。抵京之時，已是下午時份，放下行李，立即前往中國社會科學語言研究所與傅愛平和劉倬兩位教授見面，也和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副院長談了話。他們對於我們的課程都很有興趣，也表示會配合科目內容來參與部分教學工作。語言研究所在機器翻譯研究方面有幾時年的經驗，劉倬即為最早期的研究學者。據知他們與新加坡一所公司合作，研製實用翻譯軟件，在應用範圍方面有新的拓展。晚上在酒店的旋轉餐廳俯覽京城夜色，與十多年前比較有天淵之別。一切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翌日，往華建公司參觀與交流。華建的翻譯產品是由中國國內最大的機器翻譯研究開發基地──中國科學院計算機語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及國內最大的機器翻譯專業化公司──中國科學院華建集團聯合研製的。所以參觀華建公司，就是親自見識一下中國最大翻譯軟件公司的運作、翻譯軟件的最新發展，另外亦商討新碩士課程的教學事宜。公司的運作集中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幢樓房的最高二層，有150位工作人員，其中不少持有碩士獲博士學位，屬於計算機或語言專業的人士。華建最新的發展包括可以語音或文字輸入，亦可以語音或文字輸出的翻譯傳譯系統，經簡單測試後，覺得效果比預期好，對及時傳譯有很大的幫助。中譯英翻譯軟件無論是中國或台灣的產品，質素向來都很參差，這次華建新的版本有很大的改進，將來這方面的水準會大大提高。華建亦有為翻譯專業人士設計人機協同工作的「華建輔助翻譯平台」，以翻譯記憶及機助翻譯的技術方便譯後編輯及支持團隊翻譯的任務化及流程化，對於將來譯者生產譯文的方式影響深遠。當然對我們來碩，最重要的事情是華建非常支持我們開辦新課程，並考慮妥善的安排以便他們的專家可以將最新的翻譯軟件製作的知識，在來中大參與教學時介紹給學生。

其後，我去了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研究所探訪俞士汶、朱學鋒教授及詹衛東教授及其夫人。北京大學是計算語言學的重鎮，他們都很熱心，會盡量來中大負責部分教學工作。

新課程有翻譯系的同寅及分別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華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學術及商業機構的專家學者任教，師資方面是一時無兩。我相信課程在完善設施的配合下，會有很好的發展。

「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簡介

翻譯系系主任陳善偉教授

翻譯系在一九八五年設立翻譯碩士課程，當時為亞洲區的創舉。翻譯系在二零零二年立系三十週年的學年創立「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亦是世界翻譯界的創舉。我們成立課程的目的，並非祇是求新；課程的設立是一項經過詳細思考、經年籌備、精心策劃的發展計劃。

課程設立的理念

生活在現代社會，我們深切體會到二十一世紀是「電子時代」，需要的是「電子翻譯」。電子時代的資訊處理全靠人手翻譯是應付不來的，電腦翻譯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電腦翻譯與人手翻譯是一種互利而非替代的關係。電腦翻譯速度快、數量大，人手翻譯較準確、質素好，人機互助，會產生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們設立的是「電腦輔助翻譯」課程，著重學生將學習的翻譯知識應用在電腦翻譯方面。我們希望將翻譯與資訊科技緊密聯繫在一起，在香港引發出一種新的「翻譯文化」 (translation culture) ，推動以「翻譯科技」 (translation technology) 去處理翻譯問題的方式。

課程的籌備過程

設立一項新課程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才可以順利進行。早在數年前，我們已在本科生及研究院課程中開設「電腦與翻譯」、「機器翻譯」及「電腦輔助翻譯」等科目以累積教學經驗，從而了解到開辦碩士課程所需要的各種教學支援。我們亦成立「機器翻譯實驗室」，除進行電腦翻譯的研究項目外，亦購置大量翻譯軟件作為研究與教學的用途。我們在去年把原來純粹用作教授傳譯科目用的「語言實驗室」重新設計成為「翻譯系多媒體教室」，可供電腦翻譯、傳譯及字幕翻譯的科目使用。所以在教學經驗、軟件資源及設施配套各方面都做了充分的準備，作為開辦新碩士課程的基礎。

課程的修讀方式

由於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大多數是文學院的畢業生，所以對這一類半文半工課程的申請資格及修讀方式可能不一定很了解。首先，申入讀本課程的人士無需具備電腦知識，他們在課程中會學習程式編寫及數據庫管理，以掌握方法去處理電腦翻譯專題作業 (computer translation project) 的問題。其次，課程著重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與電腦技巧，提供全面的電子翻譯培訓，所以科目的分配是兩者並重，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而修讀辦法非常簡單，每一個學期都是以一個必修科配另一個選修科，二年兼讀分四個學期完成二十四學分，符合大學的學分要求，即可畢業。

課程的教學人員

我們的文學碩士課程已開辦超過十六年，本系教授在研究院的教學經驗非常豐富，這個新課程部份科目是由他們來講授。我們亦會邀請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海外的專家學者參與教學工作，介紹最先進的電腦翻譯知識及技巧。

我們決定於翻譯系三十週年系慶開辦這項新課程，是因為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翻譯系如是，對世界譯壇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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